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环境”研讨会于2020年9月28日在云南大学召开，这是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系列研讨会的第一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中美战略竞争与‘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与‘一带一路’”及“地区合作与‘一带一路’”三个主题展开，来自商务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出席研讨会。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云南大学常务副校长李晨阳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进展，并重点介绍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的相关情况，期待与会专家的更大支持。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永宏研究员主持闭幕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舒展大使作会议总结。现将会议相关讨论总结如下：
第一，中美战略竞争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韦宗友研究员主要从美国印太战略的新近发展切入，讨论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他指出，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对奥巴马时期的政策延续，尽管表面上特朗普“逢奥必反”。尽管受疫情影响严重，但美国印太战略在过去一年中由虚向实的态势仍相当明确：一是蓝点网络建设稳步推进，特别是在机构设置上用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取代了传统的美国海外投资公司，政策协调明显强化，同时在吸引新成员、项目推进等方面都有重要进展；二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由虚向实，情报共享和合作正在强化，后勤支持协议得以签署，联合军事演习升级，对话机制进一步走实；三是南海问题上美国公开选边站。上述发展对“一带一路”产生了明显影响，中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态势加剧，沿线国家面临的美国压力更大；“一带一路”面临更加不利的舆论环境；蓝点网络计划对“一带一路”基建形成了强大的规则竞争压力；此外，美国印太战略也对“一带一路”的数字和物理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重大干扰。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研究员指出，要理解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及其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就必须透彻理解中美当前竞争的主要问题。她总结了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12个主要问题，包括经贸摩擦、意识形态分歧、人权攻击、人民币国际化、科技竞争、文化交流受碍、相互认知偏差、修昔底德陷阱，以及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等。其实，这些问题中，除科技竞争外，其他问题几乎都是老问题的新说法。因此，必须深入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诸多细节问题及其来龙去脉，才能真正理解当前的竞争关系及其影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蔡翠红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她所提出的“科技本位主义”概念，认为科技正成为大国竞争、国际市场、公众社会生活等诸领域的核心要素，国际竞争的前沿基本都是围绕科技展开。从科技本位主义的角度，蔡翠红研究员强调，数字“一带一路”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有着重要地位，它不仅呼应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转型、中国制造2025、网络强国等战略，而且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引擎，是“一带一路”走向高级阶段的支柱。因为数字“一带一路”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且有助于克服“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如文化冲突、信用困境等。但数字“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挑战来自美国。美国认为，数字“一带一路”意味着来自中国的高科技竞争、市场体系竞争、国家安全挑战、政治理念和治理模式竞争、国际秩序竞争。因此，美国也采取了大量针对性的举措，如增加国内投资、盟国战略协调、对“一带一路”的舆论抹黑、提供数字安全替代性选择等。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张海冰研究员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合作倡议，基于中国国内发展经验和参与南南合作的实践，目的在于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助力全球化的有序发展。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加上疫情的冲击，世界经济面临三方面的困境，不利于推进“一带一路”：一是世界经济难以走出结构性低迷的困境，相关伙伴国家的政府债务风险上升；二是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面临重大的共识困境，国际多边合作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也面临多重政策困境，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箱难以为继。张海冰研究员强调，就下一阶段“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而言，可能需要重视四方面趋势调整带来的挑战：一是其战略方向变化，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从扩张期进入一个战略稳定或者收缩阶段，疫情爆发可能加速这一调整过程；二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化建设，伙伴关系建设与规则建设需要实现更好的平衡；三是疫情对经济安全和产业链安全的认知带来影响，产业链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增强，东南亚国家将有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地区；四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债务风险上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王玉柱副研究员强调，当今的全球化已经与传统理解的全球化不同。此前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分工效率上的，强调生产过程中工序或产业链越长，分工效率就越高；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产业链越长，其脆弱性也就越高。因此，随着疫情爆发，对产业链的重构、区域化发展等就成为更关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选择不是分工效率，而是分工本身能否延续。随着全球化深入和国家间发展等级差的缩小，国家间竞争也逐渐从贸易竞争向产业竞争及更高阶段的科技竞争发展，现阶段的中美竞争的核心事实上是发展等级差大大缩小后进入到科技竞争。因此，需要思考中国崛起过程中未来的市场塑造及共建“一带一路”在其中的作用。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盛红生教授从国际法角度对“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进行了阐析。他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法律框架问题日益凸显，否则投资、贸易等的可持续性挑战会越来越大。前期的成功和不成功案例都说明在取得一定的早期收获之后，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其法律框架。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在非洲和东盟的区域性挑战。
舒展大使从政策发展的视角，讨论了印太战略的形成和逐步将非洲纳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历程。通过回顾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舒展大使强调，美国至少早在2006年前后便开始设计其印太战略，包括分设美军非洲司令部，其终极设想是打通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使其形成一个环形结构，因而有利于美国控制全球海上要道。如果这一环带完成，那么将是对中国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个包围圈。这一设想现在已经得到其他一些国家的认可，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或出台政策文件或采取一些动作推进各自的“印太战略”。因此，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更加前瞻的视野，而起初未能将非洲多数国家纳入“一带一路”议程的政策发展，某种意义上也凸显了这种前瞻视野的欠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毛小菁研究员也强调，在中美战略竞争这一大背景下，非洲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应该更加明晰。一方面，非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同时高质量发展对非洲也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既有的中非合作更多是从3年行动规划的角度展开的，但这很大程度上仍是短期性的，需要有更长期的战略性规划。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毕世鸿教授围绕新形势下的东盟外交战略展开讨论，认为东盟正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区域合作网络。毕世鸿教授指出，自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多边外交战略陆续出台，但基本上仍以10+1、10+3为抓手，大力拓展和加强与大国的安全、经济、外交等全方位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东盟多边外交的特征正日益显现，包括深化与大国关系，强调东盟共同利益，强化与其他地区组织和机制间合作，强调多边合作，凸显海洋安全等。尽管如此，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加上其内部协调不易、战略政策自相矛盾、制度性路径依赖等因素，东盟中心性的维护正变得日益困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周士新副研究员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个加速器，让全球治理、地区治理的形态和模式都产生了很大变异，让许多国家难以适应。周士新副研究员回顾了地区经济架构的演变和及其“一带一路”结合的现状，认为尽管中国和东盟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但并没有涵盖多数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而且，东盟在合作中相对被动，是在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都签署了合作文件之后才进来的。
第四，面对上述挑战，共建“一带一路”的应有政策举措。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张春研究员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事实上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重大的时间压力，技术压力和区域竞争压力。要从缓解美国的战略焦虑，加快自身技术创新，深化地区合作等角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张海冰研究员认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可考虑四个方面的政策举措：一是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互动性着手考虑合作重点；二是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并重，更为合理使用资源；三是更好平衡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关切，助力东盟国家更好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四是高度警惕债务风险，合理处理政府债务、商业债务的关系。
王玉柱副研究员强调，应致力于塑造以我为中心的开放稳定的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化市场，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再平衡，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市场体系；未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将重点放在东盟和欧盟两大市场上。
盛红生教授认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使其朝向国际组织的方向发展；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国际合作最终都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在“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化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仲裁、诉讼、调解等机制，使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法律化、法制化、固定化。“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总部不一定要设在中国，主席也未必由中国人担任，可设一个常设秘书处和争端解决机制等。
毛小菁研究员着眼于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部长级会议，讨论了如何将非洲更好地纳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可有举措：一是，目前的中非合作更多是从论坛规划的角度，强调3年的短期落实规划，但需要有更具战略视野的中长期规划，至少涵盖未来10—15年的中非合作；二是中非合作需要有新的转型，由于债务问题使中非合作的融资变得更加困难，未来需要更多地促进企业间合作，更多地引入公私合营模式；三是领域上要更加集中，历届中非合作论坛提出了不少倡议，今后需要强化延续性和可持续性，应选择重点领域深耕下去。毛小菁研究员指出，未来一段时间，中非合作要从结合联合国2030年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的角度，凸显中国的优势项目和急需项目，重点聚焦公共卫生、农业、粮食安全与减贫合作，创新可持续经济发展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
周士新副研究员认为，考虑到中国与东盟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更多是项目先行，因此强化这一合作关系的核心应当是以东盟自贸区为着力点，让东盟从被动变主动，帮着推动“一带一路”与地区经济架构相契合。中国在与东盟合作推动共建地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高度关注相关的大国博弈。美国与欧洲国家等也在与东盟开展各种类似的经济合作。相比之下，美国的功利性更强、政府主导性也明显，对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影响也更大。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孔建勋研究员指出，应高度重视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营商环境和风险预警，并介绍了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和员工综合调查》的具体情况。该项目于2018年启动，计划于2020年底结项，组建了超过700人的团队，对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共计18个国家进入了深入的实地调研和访谈，共计完成企业调查样本860余个，外方员工调查样本1.3万余个，共计设计了各类衡量指标超过100个。目前，项目数据采集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图书编写正进行之中，计划出版的18部著作也正在推进之中。
